1957年前后，湖南平江肥田白湖口，已经成为开国上将钟期光久别的故乡。车马停在村口，他没有急着接受乡亲们的祝贺，而是先问了一句：当年红军借下的粮食，钱是否已经结清？
这句话很轻，却让在场的人一下安静下来。许多人原以为，将军回乡，无非是看看亲族、见见故交。谁也没想到，钟期光记挂的，除了亲情，还有几十年前留下的每一笔人情账、粮食账。
1909年，钟期光出生在平江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农家。孩子出生，本该是喜事，可对当时的钟家来说，家中又多了一张嘴，日子便更紧了几分。
钟期光的父亲钟开寿性情厚道，和南货铺老板余掌阶相识。得知钟家添了男丁，余掌阶带着墨鱼和猪肚登门相贺。这些东西放在今天并不稀奇，在当时却能实实在在缓解一家人的窘迫。
余家夫妇后来认了这个孩子做干儿子。照料、接济、帮读书，许多事情并非轰轰烈烈，却在钟期光成长的关键处伸过手。钟期光始终记得，自己的路并不是凭空走出来的。
1921年，钟期光进入天岳书院读书，接触到新的思想。北伐战争时期，他在乡间创办农民夜校，参与农民运动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投身武装斗争，平江起义前后逐步承担组织和军事工作。
这样的经历，使他很早便明白，部队能不能打仗，靠的不只是枪支和勇气，还要看政治动员、群众基础以及干部之间能否同甘共苦。这种认识，后来贯穿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钟期光在新四军工作，参加过卫岗、车桥、黄桥等战斗的政治工作。粟裕曾评价他做事踏实，善于把政治工作落到实际行动中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又参与苏中、宿北、淮海、渡江和上海等战役的政治领导工作。
他经常深入部队，进行战前动员，也重视从战斗中总结经验。那些关于思想改造、部队政治工作的文章，反映出一个特点：不说空话，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继续承担军队教育和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，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职位变了，故乡的人和事却没有从记忆中消失。多年以后回到平江，他住在堂兄钟新喜家中。钟新喜家里有几亩田，还租种了十亩左右土地，平日勤俭劳作，日子比一般农户稍宽裕些。
钟期光离家多年，家中几个姐妹的婚丧嫁娶，堂兄没少帮忙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大革命时期，钟新喜曾经救过他的性命。
那时，钟新喜到亲戚家拜年，偶然听见保安队有人商量，准备夜里到白马庙抓捕几名重要人物。他立刻想到，钟期光正在那里教书，便骑马赶去报信。钟期光及时转移，躲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搜捕。
这件事，钟期光记了一辈子。回乡时，他并没有把堂兄的帮助说成一句客套话，而是把多年亏欠一件件摆到桌面上。乡亲们后来回忆，钟期光谈起这些往事时，语气很平静，分量却很重。
他还去了大姐钟自然的家。大姐已经去世，留下的只有坟墓和悲痛的姐夫赖翰章。钟期光年幼时父母早逝，读书期间，棉衣、棉鞋和纸笔，多由大姐张罗。
红军北上抗日时，大姐曾送别弟弟，还把儿子楚斌送到部队，希望钟期光能够照顾。遗憾的是，楚斌后来在皖南突围中牺牲。烈士证寄回家后，钟自然悲痛难支，不久也离开了人世。
钟期光对姐夫说：“大姐供我读书，这些钱远远不止五十元，您收下。”临走时，他又看到外甥的棉衣破旧，留下三十元钱。钱不多，却是他能补偿亲人的一种方式。
余掌阶夫妇，则是另一笔更早的人情债。老人年近八十，儿子余克昌已经在革命中牺牲。钟期光进门后，干妈一眼认出他，紧紧拉住不放。
钟期光扶老人坐下，随即跪在地上，说：“掌伯三次救命，大恩大德，不是亲生，也胜似亲生。”说完，他三跪三拜。老人连忙把他扶起，场面一度让人不知如何相劝。
他又拿出一包长白山人参，交给干妈补养身体。对钟期光而言，这并不是简单的礼物，而是对幼年扶持、危难相助的郑重回应。功名再高，也不能把旧日恩情抹去。
当天的乡宴上，钟期光向老师敬酒，感谢当年启蒙。有人称赞他衣锦还乡，他却摆摆手说：“这次回来，不是来显摆，是来还情分的。”
问清红军借粮的账目已经结清后，他才真正放下心来。席间乡亲推杯换盏，老师笑着说：“将军敬酒，不能不喝。”这场故乡宴，记下的不只是一个将军的归来，也留下了钟期光对亲人、乡亲和旧日恩人的逐一交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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